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漫漫人生路，求索无止境
漫漫人生路，求索无止境
——访著名音乐教育家曹理教授
吉人
认识曹理先生，还是10年前的事情。
1990年冬，第四届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在北京举行。期间，作为大会的一项内容，曹先生主持了中国音乐教育学学会成立会议。这是我国第一个研究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的学术团体，成员多来自高师，而我则是为数不多的几个音乐教研系统的会员之一。10年来，由于这个学会的缘故，得以断断续续地同曹先生接触。之所以“断断续续”，是因为她在北京，而我在辽宁工作，平时难得一见，主要的联系和沟通方式大多是在音乐教育学学会的年会或研讨会上。
自前年到京工作之后，同曹先生的接触开始多了起来。先是在教育部九年义务教育音乐教学大纲修订组，多次在一起研讨修订大纲；接着又是共同参与了国家基础教育音乐课程标准的研制工作，几次在一起开会，讨论和修改标准。这些机会 ，使我得以走近曹理，近距离地观察她，感受她。体味她近乎传奇的人生之路，求索她不断创造成功的秘笈。
从小学教师到大学教授
这是一种特殊的经历。
在我们国家，音乐教育学科领域里的教授们，或是毕业于高等音乐院校，或是深造于师大音乐系科，更有“留洋”学成后归来者，这些可谓是身出名门，具有颇高的起点。曹理先生却不是这样，她既没有高学历，又非正规科班出身，她对我说：“
我是小学教师出身，没有学历，我最高的学历是60年代在电大中文系读大专。不过我有音乐基础，6岁开始学钢琴，11岁考上北平国立艺术专科音乐系特殊天才班（徐悲鸿任校长）。后来，老师发现我文化水平差，就让我上了小学，从五年级读起。
”
1995年，尚不满20岁的曹理未及读完中师，便因需要被提前分配到北京宏庙小学任教，她的小学音乐教师生涯就此开始。这是她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经历，亦是她一生事业中极其精彩的起笔。她在小学音乐教育园地里辛勤耕耘，进行着开创式的音乐教学工作，仅仅5年便脱颖而出，做出了一流的业绩，荣获北京市先进工作者（劳模）称号。笔者有幸看到曹先生保持了40年之久的一份经验材料，深感兴趣。现摘抄一二，曹理先生那一时期出色的教育教学工作由此可见一斑：
抓住一切机会向儿童进行教育，使儿童爱上音乐课。首先必须了解孩子，教育孩子才能有的放矢，要想尽办法掌握不同年龄、不同年级学生的特点来进行工作。抓住事例鼓舞孩子们，使他们深刻体会到进步的愉快。要真心实意地热爱孩子，才能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。
经验中尚详细列举了许多生动的事例，字里行间流露着她热爱学生、热爱教育的炽热真情。这对于只有几年教龄的青年教师来说，实属难能可贵。也正因为她首先有了“热爱学生”、“热爱教育”的良好基础，时年二十几岁的她，才会在音乐教学上创造和积累了那么多的有益经验：
例如：结合具体情况，巧妙安排教材。三年级有些学生不爱惜时间，我就先选唱了“钟摆走得急”这首歌。我先描述了时光老人的样子，怎样骑上骏马和小朋友竞赛，这样孩子们的注意力就集中了，生怕被时光老人赶过。一节课过去了，一分钟也没浪费。我高兴地对孩子们说：时光老人赶不上我们，他伤心地哭了。孩子们都很得意，更加爱上了音乐课。又如：复习歌曲时，孩子们兴趣不高，我就把许多歌曲用短诗串联起来，编成诗歌唱进行复习。或组织幻想旅行，通过生动的描绘，让儿童想像自己去旅行，一边游山玩水，一边沿途歌唱。孩子们兴趣盎然……
这样的教学实例还有很多。从这些实例中，不难看出曹理先生早期音乐教育思想的萌芽。其中，培养学生对音乐的兴趣，使孩子们爱上音乐课，则是其教育思想的核心和主流。曹理有一句名言 ：“孩子不能在眼泪中学音乐，要让孩子在快乐中体会美感。”这句话凝聚了她儿时学习音乐的切身体验，是她对儿童与音乐诸多关系中的极有价值的提炼。联想到今天，已迈进一21世纪的中国基础音乐教育，在几经曲折、迂回之后，再一次把“培养学生的音乐兴趣，使孩子爱上音乐课”提升为新的音乐教育理念，令人感慨之余，不能不对曹理先生又凭添了几分敬重。
1972年冬，曹理先生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学院（现首师大）工作。环境变了，岗位变了，教学对象变了……变化之大自不待言。然而，她热爱学生、热爱教育的信条却一直没有变。依然是火一样的热情，照旧如蜜蜂般的勤奋，除此之外，更多了一份对事业的执着。初登大学讲台，困难可想而知，尤其是处在当时那种特殊的历史年代。交谈中，曹理向我讲了一段故事：“
我刚到北京师范学院，就受到很大刺激。当时我们一起分去四十多个下放干部，叫革命文艺系。领导跟我谈话说：‘怎么也让你吃上碗饭！’您说这是什么地位？我提出调走，还不允许。我提意见，就让我下去兼课，教视唱、练耳和乐理。他们以为我兼不下来，可三天后，我就把这些课上下来了，效果还确实不错。
”或许，40岁以下的中青年人很难理解曹先生的这段经历，而我觉得，这样的阅历绝对是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。从中，我们可以见到她勇于逆境中奋起的进取精神，领略到她那自强不息的坚毅品格。
正是靠了这些，曹理先生硬是在大学校园里踏出了自己的一条路，而这条路，她一走就是30年。尽管这条路多有坎坷，但却一直通往成功；尽管这条路不火乏曲折，但却永远迈向卓越。
在北京师范学院和首都师范大学期间，她教了多少门课程，带了多少个毕业班，指导了多少次教育实习，培养了多少个专科生、本科生、硕士研究生、高校青年教师、“园丁工程”班学员……恐怕她自己也无法说清。交谈中我问她：“您带过的研究生有多少人？”“大约有20多位吧，蔡觉民、周苗、马清、裴芳、王朝霞、陈玉丹……”提起她的这些已成为各高校音乐教学骨干的学生们，曹先生满脸欣慰，如数家珍。
高师音乐教育的30年历程，是曹理先生更为出色的人生阶段。她在小学音乐教育教学成功经验的基础上，集基础和师范音乐教育教学之精华，创造出崭新的、极具生命力的音乐教育教学方式，形成了她自己独特的音乐教学艺术。凡是听过曹先生讲课的人，都会有一种极深的体验，那就是被她吸引，被她感染，被她震憾！课堂上，她思维敏捷，逻辑清晰，语言风趣。她极善于调动学生，师生之间教学相长，共同参与，配合默契。首师大音乐“园丁工程”班的学员听过她的课后，深深被她精湛的教学艺术所折服，为她独特的人格美丽所眷恋。学员们这样评价她：“曹老师是第一位提前给学生发讲义的老师，是第一位等待学生上课的老师，是第一位上课点名的老师。确实做到了‘身为教师，身正为范’”，“教学中经常让大家讨论她所采用的教学方法，老师犹如一条鱼儿，时而钻出水面，体现教师的主导作用；时而潜入水中，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。她擅长运用各种教学模式，综合多种教学方法和辅助手段，看似信手拈来，却又全在情理之中。”“课堂上，曹老师魔术般地运用各种教学法，让我们置身其中细心感悟；然后又跳出这些教学法，启发大家进行深层的思考。”一位年龄稍长的学员甚至忘情地说：“在她面前，我每天多次地反省自己；在她面前，我开始重新设计自己的后半生……”
从小学课堂到大学讲坛，曹理先生走出了一条辉煌的人生之路。
从教研员到著名学者
这又是一种特殊的经历。
到大学工作之前，曹理先生还在北京教师进修学院做过一段教研员。对此我深感兴趣，因为这是我再也熟悉不过的领域。曹先生做教研员是在60年代初，是我们国家最早从事音乐教研工作的人员之一。期间，组织教研活动，编写音乐教材，研讨教学方法，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，同时还兼做小学语文教研工作，并挤出时间系统地进修了大学音乐和中文课程。这段经历再次成为她热情、勤奋、进取、图强的生动写照，亦为她后来系统地研究音乐教育学理论打下了良好的根基。
我们的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向了音乐教育学。
中国的音乐教育，有着悠久的历史。但是，音乐教育作为教育学中的一个独立学科，仅是近十几年来才提出的事情。应该说，音乐教育学—这一名词不达意的出现，同曹理这个名字密切相连。
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，随着整个教育事业以及音乐教育的迅速发展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教育学已被提上日程。1988年底，一个开创性的、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音乐教育课题研究开始启动，国家教委艺术教育“七五”重点项目《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研究》课题组成立，曹理出任组长。回顾课题组成立初期的情景，曹先生不禁感慨万千：“
什么是‘普通音乐教育学？’课题组首先得把这个问题弄懂！那时候我父亲和哥哥都在日本，问我要什么？我说要书，尤其是要音乐教育方面的书。书邮来后，我把目录、结构和框架都翻译过来，同时又参阅了其他国家一些辞条，从理论上提高自己。记得在课题组会议上，大家彻夜争论什么叫‘普通音乐教育学’，直到有了明确的、科学的定义为止。当时课题组十几个人，课题费只拔了4000元，怎么用呀？后来我父亲来了，46年未见面，要给我点钱。我说您不用给我了，我也长大了，也成家立业了，您就捐给课题组吧。当时父亲捐给校科研处3000美元，用于课题研究，买了许多资料，进行研讨活动等，整个课题组都受益于这笔经费。
”听了这一段回顾，我想，任何一位在享用着《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》这一研究成果的音乐教育工作者，都会为之感动，这是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奉献。《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》1993年出版，以后多次再版，从而填补了我国音乐教育学科领域的空白，由此建立起一门年轻的、充满生命力的新学科，改变了以前师范音乐教育学科体系中，只有音乐教学法或教材教法课的落后状况，极大地提高了该课程在音乐教育学习领域中的地位，这对于我国普通音乐教育界的影响之大可想而知。作为课题负责人和《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》的主编，曹理先生为我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做出了历史性的杰出贡献。
教育要面向现代化、面向世界、面向未来。借鉴和汲取外国音乐教育的有益经验，推动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，是一种必然趋势。1991年底，曹理先生又承担了一项重大的音乐教育课题—全国教育科学“八五”项目“外国学校音乐教育研究”，她仍出任课题组长。她凝聚了一大批音乐教育研究者，如刘沛、谢嘉幸、缪裴言、魏煌、蔡觉民、李妲娜、杨立梅、尹爱青等，合力攻关，再次把一批研究成果奉献给祖国的音乐教育事业。随着《美国音乐教育概况》、《德国音乐教育概况》、《日本音乐教育概况》、《苏联音乐教育》、《达尔克罗兹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》、《奥尔夫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》、《柯达伊音乐教育思想与匈牙利音乐教育》、《外国儿童音乐教育》等一本本专著的问世，作为“外国学校音乐教育研究丛书”的主编，曹理感到无限地欣慰。
除了上面提到的研究成果以外，笔者尚有幸拜读过她写的另外几本书：《普通音乐教育学概论》、《音乐学习与教学心理》、《中等学校音乐课教案选评》、《小学音乐教学案例及评析》等，深受启发的同时，不得不为她如此“高产”的研究效率所折服。其实，这并非是她研究成果的全部。采访中，她又拿出了一大堆书，是笔者未曾见过的——《中学音乐教学》、《中学音乐教学论新编》、《音乐教学ABC》、《音乐教学Do Re Mi》、《中学生学科能力目标与培养（音乐）》、《新版音乐教育学概论》（译作）以及各种音乐教材和教学参考书，摆了一桌子，琳琅满目，这还没有算上她在报刊发表的论文和文章。真是很难想象，她又要教书，又要上课，又写成这么多的东西。在中国，做一个学者也许并不是太难的事，因为对一些人来说，有一本书就足够了。而曹理式的学者却不愿去享受暂时的成功，他们永远有着无尽的追求。当我请她讲讲写书的事时，她顿时生出无限感慨。
“
我从1984年开始写文章，那时别提家庭负担有多重了！婆婆活到90岁，大姑姐有病住在我家，伯父一生没有结婚，退休后一切由我负责，长年瘫痪在床。当时我的住房只有40平米，我没有床，睡觉、写书都是在沙发上，从没有假期和休息。
”
“有没有写不下去的时候？”我问她。“
有！其实最困难的还不是这些，是自己的理论基础不行。您知道，我不是科班出身。很多观点，是在不断推翻、否定自己的过程中提高的。比如，音乐有什么性质？不是‘形象’，看不见怎么叫‘形象’？但我想不出这个词。在第二本书上就说是‘抽象的形象性’。后来觉得又不对，查资料，阅读文献，发现在心理学中称‘表象’，在艺术上称做‘意象’，这才知道用‘意象’。还有‘参与’这个词，现在用着很随便了，当时也说不上来它是怎么回事。我总是在不断地学，多年来我坚持一个信条：勤能补拙。我几乎每个月都去图书馆，去新华书店，阅读了上千册图书。所以，给‘园丁班’讲课，我每次都说‘我是学而知之’。我最近讲课都讲这个，我又发现了自己有多少不对的地方？但现在认识到了，校正过来，我又进步了。越学越知道什么叫‘虚怀若谷’，那‘谷’是很大的，自己不行。
”
无须再说什么，曹先生治学上的所有成功秘诀均可从她这番话中找到答案。
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，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己”。目前，已经65岁的曹理依然精力充沛，忙个不停。编写教材，研制标准，开会，讲学，每天的日程几乎都排得满满的。近期，她又将有一部新著《音乐学科教育学》问世。临告别时，我们互道珍重，我再三关注她保重身体。她爽朗地笑言：虽然如今满头白发，但我终可无愧地说，我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尽力了！
（《中国音乐教育》2001年01期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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